新概念获奖者群体15年命运沉浮 下（转自博客天下）

       抛物线
　　放弃随之而来。“我在文学界没有突破。突破与不破的分界线，就看是否以写作为生，突破了就不用以这个为生，可以拿名气做其他的事。”徐超说，“我没突破，韩寒突破了，郭敬明突破了。所以我放弃了，写文章不是我要干的事。”
　　这样的放弃伴随着内疚。最近五六年，他几乎没有见过任何萌芽的老师，“我没像赵长天期待的那样去坚持写作，他们是想后继有人，我无颜面对他们。”
　　如果说赵长天的追悼会是一次意外的机缘，那么时间流逝就是催他们不得不反思人生的更坚固的理由。几个月前，第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得主小饭将自己的新浪微博名字改为“中年小饭”，他的好友那多调侃说，他“总是先人一步进入中年”。
　　但中年无可避免地到来，自省和外界的审视都虎视眈眈。
　　2003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陈佳勇做过上海《新闻晨报》报社记者，后来开始从事影视行业。他早早放弃了当职业作家的可能性，在大学里担任学生会主席，“走的路一直很正统，可以说又红又专，现在也是干部。”
　　获奖那年，各种各样的对比也接踵而至，媒体喜欢将陈佳勇的脚踏实地和韩寒的在天上飞进行比附。这种比附让身处其中的他并不好受。“大学的时候就有媒体问我，以后你会进宣传部吗？我回答，为什么不呢？我就很主流，主流有什么不好？”
　　他现在很少写，将写作视作一种表达方式，写完就存在电脑里，“是写给自己看的，会尝试很多的写法，我写短篇，简单的故事和人物，哲学类的思考，自己觉得很high。”只有这个时候，他才变得符合外人对一个新概念作文获奖者的预期，“一个人会写作，对文字有很好的掌控力，在人生中会多很多乐趣。人一生不是为了赚钱，出名，人生要有趣一些。”
　　但更多时候，他谈论的是吴秀波的片酬，行业变化和公司上市，以及生活本身。2008年，他与大学同学结婚，2013年孩子出生，下班回家就化身超级奶爸。他说：“小孩子很麻烦的，养儿方知父母恩。我有时候会有一种恐慌感，现在还好，但是再过10年，父母、岳父母年纪大了，医疗资源有限，找人看病会很麻烦。”
　　跟陈佳勇和徐超类似，刘莉娜、徐敏霞，不约而同放弃了成为作家，而选择了更为朴素的工作。
　　毕业后，刘莉娜和徐敏霞分别在上海文联《上海采风》杂志、《萌芽》杂志社担任编辑。
　　第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入围奖获得者张冠仁在上海成立了编剧工作室。多种多样的选择背后，其实隐藏着过早窥破人生秘密的无奈：正如15年前，韩寒在《杯中窥人》中所写的那样：在沉浮中认识自己。
　　2012年末，因被质疑新概念作文大赛参赛作品代笔而遭到讨伐的韩寒被迫在博客上公布了当年《三重门》的所有手稿。一时间，“挺韩派”和“倒韩派”争执不下。
　　“最近三个月，看世间百态，人情冷暖，失落与收获都颇多。”“代笔门”事件后，韩寒在自己的博客上这样写道，他自嘲自己是“纯正的来自上海郊区的农村屌丝”。这位曾经的获奖者开始反感自己少年时期说过的傻话。
　　即便如此，经历人生沉浮后的他并不认同新概念作文大赛是一个名利场。
　　“十多年前的一场作文比赛，对于今天而言，对于大部分获奖者而言，都已经是往事，且没有能产生的名利可言。“韩寒对《博客天下》记者说，“把一个作文比赛参赛者偶然聚一聚当成名利场，那这名利场也太小太可笑了，这个圈子能产生的‘利’可能还没有真正的明星们的一桌饭多，产生的‘名’还没有在微博上转发一条‘救救这个小女孩吧’多。”
　　与韩寒的否认相反，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另一位获奖者郭敬明却努力以新概念为通道，为自己搭建通往上流社会的桥梁。他的路径可以被简单分解为三步：出名，赚钱，获得好评。如今的他已成功将“名利”做成了一门生意。
　　“现在他极少参加《萌芽》杂志社举办的活动。”十多年里，张悦然只见过郭敬明两次，一次是2005年千岛湖文学代际会议，另一次就是新概念作文大赛十周年的聚会，也是在那次聚会上，郭敬明第一次见到韩寒。
　　和其他人对“新概念”抱有极深的感情不同，这些年，郭敬明始终保持着和其他获奖者的距离。
　　在张悦然眼中，郭敬明并非是一个不懂礼貌的男孩，见人总是保持微笑并打招呼，但每次在《萌芽》杂志社举办的活动上待的时间都不长。
　　“他觉得这个圈子不是他的圈子，圈子里的人更偏向韩寒。”一位新概念作文大赛的获奖者提供了一种解释，这是郭敬明淡出《萌芽》杂志圈子的主要原因。
　　另一种解释则是，人生选择的差异带来了距离感。15年之后，从同一个平台出发的人们显示出完全不同的光谱。对一部分人来说，年少时的风光得以延续，其他人则不得不体验或大或小的落差。
       名利场
　　年少成名一开始总给人以名利的撞击，但留下更多的是空虚和烦躁。
　　一向理性冷静的刘嘉俊也会用“处于人生巅峰”来形容新概念获奖后的那段时光。“保送机会送到我手里！”
   　年少成名后回归到现实的日子，刘嘉俊依旧保持着当年自己在青春期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叛逆和反抗。此前被保送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他因专业不合胃口决定休学一年，随后索性退学。
　　“在大学里，陈佳勇和徐敏霞都品学兼优，我的退学是对纯文科教学方式的一种抗争，纯文科没有实践性，对我来说完全没有意义。”
　　退学后，这位新概念一等奖获得者在一些不知名的媒体平台做过记者编辑，写过广告文案策划，做过编剧，也写过网络文学，几乎所有跟文字有关的工作都有所涉及。“刚获奖那几年，韩寒郭敬明差不多奠定了自己的地位，我则因为变动特别大，几乎没做什么。”
　　这种成功后又失落的感觉同样出现在刘莉娜身上。“一切来得太早太容易，让我太早就没有了梦想，失去了动力。”很多年以后，刘莉娜回忆起当年出版社追着她讨要作品集的情景，她为自己归因，“这也许是我后来不想创作的原因。”
　　如今，已经难以统计在新概念的繁盛期，这批少年作家究竟出版了多少本书，但一些来自个体的回忆仍然具有代表性：周嘉宁曾在2003、2004年间出版了3本书，在那段时间里，张悦然则有《葵花走失在1980》等不少于4本作品集问世。
　　现在，这批坚持写作的青年人不同程度地遭遇此前透支带来的创作瓶颈。他们开始刻意放缓自己的创作速度。回忆过去，张悦然用“真空的状态”、“疲倦”来形容那段在全国各大新华书店签售的时光。“中国的很多城市我都去过，见到湖北人，我会说我去过荆门、仙桃，可是我真的算去过吗？我只是去过那里的新华书店而已。”
　　在那段时光中，她的生活被各种采访、吃饭和签售填满，以至于脱离了普通人的生活，没有好奇心耐心去发现有意思的人和事。但是“作家写的是人间的气味，都离开人间了，怎么写呢？”她反问道，继而给出自己的结论：“作家太早成名，不一定是好事。现在有人问我为什么写得慢，我会说我在生活，因为一个作家写的是生活。”
　　经历过时间的沉淀，这些人更能看清当年青春文学界的混乱。
　　“我的书都印得不多，多的9000本，散文集五六千本，短篇三四千本。”如今，张怡微坦然地自嘲只是个“滞销书作家”，相形之下，郭敬明旗下的作者都是5万册起印。
　　出版社也多年拖欠着张怡微的稿费，直到去年，她跟随其他作者一起讨要稿费，才要回3000多元。“但是出版社说，你的书一半都化纸浆了，没卖出去，其实不该给的。”张怡微说。
　　张悦然的忧虑和张怡微的困局，其实也是《萌芽》杂志面临的新困境。女作家赵赵曾公开说，现在是全民写作无人阅读的时代。
　　“现在没人看书了，都这样。”《萌芽》杂志编委胡玮莳做了一个手握手机，用手指滑动屏幕的姿势。“现在的人看视频都没耐心看完，喜欢拖着看。《萌芽》内页都是黑白印刷，密密麻麻的字，这种文学形式不知道能坚持多久？”
　　时代
　　如今他们终于可以不被潮流裹挟，更清醒地看待往事。
　　陈佳勇说：“新概念就像一个饱满的石榴，剥开它，一粒又一粒，乍一看，一样的晶莹，一样的透着光泽，但要细细品味时，还得一粒粒来。新概念对于每一个人的影响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个体的差别。”
　　张悦然则认为，他们虽很不一样，“但都是萌芽的种子”。新概念让这些种子长得更好，“有的是麦子，有的是玉米”。
　　新概念在他们身上毕竟留下烙印。刘莉娜因为在新概念获奖而进入大学，进入出版社工作，并因为在《萌芽》上发表的文章而结识后来的丈夫。
　　新概念第六届一等奖得主七堇年则这样形容新概念的影响：“我感到命运对我特别宽宏，对我的写作才能有了回馈，我能靠它生存，获得更宽广的人生。它鼓励了一大批孩子追求自己热爱的东西，这种相信自我的时代精神日渐饱满，而且它证明了写作并不意味着落魄和贫穷，它本身就是一条康庄大道。”
　　“没有任何事情永垂不朽。没有什么事情一直昌盛。”她这样形容那个风起云涌的新概念时代。
　　但往事毕竟无法追回。15年前，上海女孩周嘉宁反复核对了信封上的地址，向“上海静安区巨鹿路675号《萌芽》杂志社”寄出了自己的信。那一天，她甚至围着家门口不远处的军绿色邮筒转了一圈，直到确保信件“确实没有从邮筒另一边的口子里掉出来。”
　　有那么一刻，成名之路似乎马上要在这些努力抓住机会的年轻人面前打开。他们并不知道摆在自己面前的人生和梦想会变成什么样子。

看完了，之中也就知道郭敬明和韩寒

能出名的只是少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