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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公车私用是一个“中国式”难题，先行者广州一直在积极探索有效办法。从2011年8月开始，广州在全国率先运用北斗导航系统监督公车使用，虽然政策执行之初备受争议，但效果立竿见影：一辆公车一年可以节省费用5000多元，全市一年可以节省费用开支4200多万元。广州市纪委日前表示将深入推进公车治理改革，从4月起，将在每月的定期新闻发布会上公布全市上月违规使用公车情况及整改情况。这一举措无疑又是一道“紧箍咒”，也让公众看到了遏制公车私用的一缕阳光。
为公职人员配备公车，本意是在八小时内提高工作效率，但现实情况是，公车私用日益引发公众不满。从中央到地方，不知相继出台了多少改革措施，但治理效果始终不太理想。众所周知，公车改革的最大阻力正是公车使用者，他们是利益的直接获得者，即使社会舆论有多么不满，他们也觉得理所当然。“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让公车使用者主动放弃特权谈何容易，靠个人觉悟和道德说服根本不可能起作用。既然是利益问题，最有效的解决方法就是利益博弈——用利益对抗利益，用利益削弱利益。只有让私用公车者失去更多利益，让他们权衡得失后感到不值得，才有可能发自内心地收敛。 治理公车私用，首先须界定用了没有。从这个意义上说，广州给公车安装GPS跟踪系统无疑找对了方向，也确实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问题在于，一是并非所有公车都享有安装GPS跟踪系统的“待遇”，有大量公车行驶在监督之外。截至去年底，广州全市已安装北斗车载终端的公务用车共计8491辆，占公车定编总数的23.58%。二是即使有GPS跟踪系统的监督，仍有许多单位压根就没有将其当回事。正如广州市纪委新闻发言人梅河清所言：“个别单位公务用车使用管理规定执行不到位，少数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公车公务使用的自律意识不强。”或许这正是广州即将实行定期通报的原因，目的就是让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真正重视起来，否则就别怪纪委点名批评了。这是走向有效监督的重要一步，公众和舆论都给予了普遍好评。 要想让公职人员真的不敢私用公车，在定期通报之外还必须解决两个问题。首先，当前“通报点名到单位不到个人”的做法值得商榷，这种粗略到单位的做法并不能形成对个人的精确监督，其结果或导致单位为个别领导干部买单，甚至到最后会连定期通报也未必放在心上。另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是，监督之后如何问责，广州市纪委的规定尚未触及到这一关键问题，而公众最为看重的正是对公车私用的处罚。如果问责只是蜻蜓点水，或者由单位自行处理，或者是法不责众，如果没有从根本上让私用公车者失去更多利益，这样的监督只能称其为“伪监督”，充其量只会震慑一下胆小怕事者，而不可能从根本上起到作用。 让公车在阳光下行驶，还必须引入外部监督。梳理近期公车私用事件不难发现，外部特征明显的军车、警车、执法车等公车容易被曝光，而数量更为庞大的公车与普通私家车并无二致，难以区分。因此，必须想办法让公众轻而易举就能辨识出“公车”来。上至全国人大代表，下至六年级小学生，都提出过“让所有公车都统一标示”的建议，要么刷同一颜色，要么加挂特殊牌照。欣慰的是，广州市纪委也认同“这是一项非常好的措施”，同时也表示“这不是我们广州一个地方能够做成的，必须要从顶层设计上来统一要求”。既然已经达成社会共识，期待这样的顶层设计早日实现。 广州目前的做法值得肯定和赞扬，但还需要在有效监督和问责处罚上多下功夫。公众不满足于“一缕阳光”，更希望看到的是“阳光普照”
广州好犀利，做事反腐一马当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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