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史学家遗憾：没有把国民党军改成国军

中国社科院几代研究者主编的36册《中华民国史》，于2011年出版，南方周末记者走访多位修史学者，还原民国史修撰四十年的秘辛。
民国史的新说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韩信夫:  在“遵义会议”的条目中，加上了“推举张闻天为总书记”的话。党史的表述中，历来没有这一条。
对一些说法进行了调整，例如把“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改成“四一二事件”，把重庆谈判双方定位为“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政府代表张治中”。
近史所副所长、研究员汪朝光撰写的抗战部分也有变化。“蒋介石对待抗战的态度是坚决的，通过说服劝解来打通各方面的关系，发动抗战，抵抗日本的侵略。我们这一卷就写到了这样的看法，倒退十年五年，就不会有这样的认识。”
汪朝光说，1980年以前写绥远抗战，一定会写这是傅作义排除了国民党中央的不抵抗政策的压力之后做出的举动，“现在我们的认识是，这场战役得到了国民党中央的支持。”
近史所研究员严如平当年负责写“人物传”中的蒋介石。这次修订，他新增了蒋介石对苏联的看法，“蒋介石到苏联去，看到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非常反感。”
去掉“小人之心”的揣度，为“反面人物”摘帽子，也是这次民国史修订的工作。严如平删掉了“投机家、冒险家”的表述。“以前资本家为家乡做建设，往往我们会说他为了笼络人心，当年对杜月笙的一些评价就是这样，这次也都尽量改过来。”
“以前中共的事情会排在前面，这次的标准是，影响大的事情才能上，谁影响大谁就排前面。”韩信夫说，“八路军打死十几个日本兵，以前会列一条，这次删掉了。”
在民国史写作之初，学者们曾定下原则：民国史不是中共党史。
历史学者杨天石在第六卷里，仍然用相当篇幅写了中共的五大。“如果不写中共五大，不写陈独秀，就没法解释后来两党分裂的一些情形。当然，我不会在陈独秀前面加上‘右倾机会主义’。”
不写、少写中共，是社科院近史所副所长李新的决策。这正是研究主持者李新的高明之处。李新是中共党史界权威，曾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南京大学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张宪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李新曾形容，党史是个堡垒，攻不动，搞民国史就是打外围战、迂回战。
研究最初的成果是“民国人物传”第一辑，当时为稳妥起见，只在内部发行。耿云志写的是地质学家丁文江，丁当过上海总办，有学问又有管理能力，很受汪精卫赏识。耿拿到地质所去征求意见，一个老前辈说，“怎么可以给丁文江写传记呢，他是反动派啊！”
韩信夫还记得，“1938年大事记”初稿来了，他一看就觉得不行，完全是革命史的腔调。“国民党的报纸不说，都是说抗战时期的《新华日报》。台儿庄大战影响那么大，却没有写。”
受制于时代和政治氛围的局限，研究者们最初的写作中，一条红线贯穿始终：只要革命就是对的，研究历史就要歌颂革命、总结革命经验。
杨天石回忆当年他写作时用了一段毛泽东语录：中国人为什么要革清朝的命，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李新把这句删了。
写“蒋介石传”的严如平，对李新的一句话印象深刻：“对蒋介石的评价，不要老是毛泽东、周恩来怎么说，如果能写胡汉民、冯玉祥怎么说，可能更有力量。”
在政治气候冷暖不定的年代，民国史研究者们如履薄冰。有领导要求民国史项目下马。在政治压力下，民国史写作坚持了下来。
党史、革命史和民国史的鸿沟，至今依然存在。黄道炫说，他几年前写的“论攘外必先安内”的文章，在民国史界得到好评。评职称时，他把文章作为代表作拿出来，有党史专家觉得存在政治问题。
转折点：抗战胜利40周年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台湾国民党党史馆、国史馆的档案全部开放，90年代苏联解体后，大量的苏共档案解密，令大陆学者如获至宝。
社科院近史所民国室主任金以林，2002年去台湾，想看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担任国民党中宣部代部长时的有关资料，“人家就给我调出来了，7页纸，毛笔字的原件，这放在我们这里是特别珍贵的历史文献。”
自1985年纪念抗战胜利40周年后，官方对国民党评价出现明显松动。据杨天石回忆，当时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要搞展览，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说，展览不能光提新四军、八路军，要把国民党加进去，还提出在卢沟桥建一个抗战纪念馆。此后，抗战史的研究就发展较好，但期间也有反复，一位领导就曾质疑：“国民党是正面战场，难道我们共产党是反面战场？”
辛亥革命的定调，也经历了缓慢的变化。金以林说，民国史前两卷还强调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了1996年中共十五大明确讲是民族民主革命，十五大报告征求各省意见时，还有人问：中央为什么不提资产阶级革命了？
黄道炫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共高层对一些问题的敏感度也在下降。
“当年共产党和国民党互骂共匪、蒋匪，马英九当选国民党主席，中央领导打电话去祝贺，称呼对方是‘贵党’。这不仅反映了历史的变化，也反映了历史观的变化。”杨天石说。
“想颠覆以往研究，不容易”
汪朝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外界说我们有很大颠覆，其实只是吸收了之前的研究成果，要想颠覆，不太容易。”汪朝光说，“作者处在这个时代，自我有一些设限，下笔的时候就有犹豫。”
“就抗战来说，我们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还有很大距离。”杨天石说。
韩信夫的遗憾是，没有把“国民党军”改成“国军”，“我们只能在历史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做到尊重事实”。

作者： 赵蕾、沈茜蓉
文章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