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随手翻看一本旧杂志，看到了这样一则信息，说中国人最喜欢向世人提及的是古代的四大发明，而英国人对中国人的发明最为佩服的则是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18世纪下半叶，英国人借鉴中国的科举制度，创制了闻名世界的Civil service（文官体制）。这则故事从一个英国人的口中讲述，因此具有较高的可信度。（——[英]克里斯口述，郭莹整理：《中国给了我“天使般的行文”》，《凤凰周刊》2002年第3期。）

自新中国以来，科举制度因为被沾上了封建余孽的标签而被打入了历史的冷宫。我们宁可拙劣地探寻官员选举制度，也不愿放下架子来，从传统的科举制度中汲取营养。事实上，科举制度非但像我们过去所理解的那样是封建余孽，而且它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成为封建社会得以稳定的基础。虽然在封建社会中划分出士农工商四个严格区分的四个等级，但对于一个人来说，进入这个等级的资格却不作天然的划分或限制。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人，只要符合条件，都有进入士的资格，这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无论是官宦之家，还是平头百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出一条更好的人事考查方法，因此在现今社会，脱胎于古代科举制度的文官考试选拔制度仍然是唯一可靠的选择。我们不可否认古代科举制度对人性的限制束缚，然而这种制度的真正伟大之处在于，它通过一种公平合理的制度按排，让所有的人都统一站在竞争地起跑线上，人们只要按相关的制度按排和程序规则进入操作，就不会引起人们的不满。

我们在考察西方近代工业革命时，往往会关注蒸汽机的发明和电力的应用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的巨大利益，而另一种隐藏于其后的制度革新却会为人们所忽视，至少不太重视。如果没有产权制度和版权制度的完善，科学家的发明的动力就不会得到激发；如果没有亚当·斯密对看不见的手的研究，资本社会可能还在政府严格管制而造成的死气沉沉与放任市场的盲目自由之间徘徊。我们如果感觉这些都太过遥远，可以看一看从去年开始的经济危机，它不正是由于对资本的盲目信任而导致的信贷制度的失误所造成的吗？从这个意义上讲，制度给社会带来的影响远远要胜于科学技术的发展。

在这里，我最关心的不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是否废弃，还是在多大程度上予以恢复，而是从中所反映出来的国人的心态。鸦片战争以后的一系列战争都在时刻刺激着我们的神经：落后就要挨打，而只有科技先进才能带来富国强兵。因此从那以后，忧国忧民的先贤们就开始试图探寻一条摆脱落后的道路，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就成为一条捷径。这种认识在通过改革开放的实践检验更是被我们笃信不移。然而，在物质文明不断进步的今天，我们也看到许多令人担忧的危机。由于科技发展不平衡、地区发展不平衡、制度建设的不完善，带来的物质分配的不公平和过分差异已经呈现出严重的社会不满，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巨大财富却未能让所有国人公平的分享。

这种制度上的巨大作用一直为我们所忽视，从社会认同到利益分配，都存在着巨大差异。我们往往看中因技术革新所带来的巨大财富，却未能通过制度来形成一套公平合理的行业竞争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这种心态正好与开头我们提及的喜欢炫耀四大发展，而对于科举制度、先秦哲学等优良的精神文明精髓却抛在一边。相反，这些制度和文明被日本、韩国等国家所吸取，成为推动其成为发达国家的重要力量。

时至今日，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从十七大以来的政策调整，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如果说前二十的改革是物质文明为基础，近十年的改革则可以说是以制度文明为基础。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由效率优先转向公平优先。三农问题、法治问题、和谐社会建构之问题，都在学习和借鉴西方国家先进制度的基础上加以解决。

相信不久之后，我们会骄傲于我国对世界制度文明的建构的贡献更甚于我国科技在世界强国之中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