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称赞的话，有些话简直让我坐不住。如果我说，我心里十分不安，好像是在客套；如果我说，我是不值得大家这样费心费力的，也好像我这人太不识抬举了；所以我只能把这一切当做是大家对我们这一代、和共和国一同成长的这一代的整体评价，我只不过是我们这个队伍里的普通一兵，是为了纪念我们共和国的60周年，被挑出来做解剖的一只麻雀。这种解剖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留下已逝历史的脚印，也许对培养今天的文学新人也有些可供参考之处。我只能在这样的理解下接受这些对我热情的鼓励，并怀着深深的感激。

　　我是一个缺点很多的人，工作中的失误也不少，虽然创作生涯已经60多年，但在创作上也还很不成熟，如果问这长长的60多年中，我的长进究竟在哪里？我认为，那就是我终于弄清楚了：我是谁？

　　每年至少有8-10个月下去生活，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长长的60多年过去了，我至今是那样地感念这个规定

　　我是谁？我只不过是一个从旧社会走来的、出身贫寒知识分子家庭的小知识分子，考不上公费学校拿不到奖学金就得辍学或没钱吃饭；如果不是投身革命，可能早就和那个社会的无数知识分子一样，不是葬身于饥寒，就是沉沦于黑暗。是革命队伍给了我一切。

　　我一到青年艺术剧院，就非常幸运地被分配到创作组，有多少打过仗、负过伤的老干部向往多年都未能如愿进入的创作组。是他们为我让出了名额，同时也给了我原本可能是他们的机遇。可我年轻时候完全没认识到这是老同志们为了革命的长远利益在培养新生力量；反以为解放战争快结束了，现在要的是走向世界，建立国家大剧院，“土八路”出局让位是顺理成章、理所应当。因为那时革命队伍里大学生很少，我就把自己念过几天大学当做资本，每天夹着厚厚的书本走来走去，不知天高地厚，浅薄而张扬，稍不如意，就闹情绪，找领导哭鼻子，完全想不到这些领导中就有因工作需要而从创作岗位上改行做行政的。近几年看到一个国外资料，说是经统计得知：全世界的人都算上，能真正从事自己理想或心爱工作的人，超不过7%，在这7%中能真正有些成绩的又不到2%。

　　我不敢说，我是有成绩的，但就是我能始终留在这个岗位上勉强做些事，又花了老同志和领导的多少心血啊！首先，反复组织我们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用自己转变立足点的经历来教育我们：作家绝不是精神贵族，创作和所有其他的工作一样，只是革命分工不同；什么是“大鲁艺”，什么是“小鲁艺”。然后，又给我们请了那么多大家来上大课：洪深、焦菊隐、曹禺讲戏剧；张天翼、赵树理、孙犁讲深入生活、讲艺术技巧——但是，道理讲得再深刻，听来的毕竟不是亲身经历的，我的眼里仍然没有群众，心里向往的仍然是莫斯科艺术剧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是席勒、布莱希特、奥尼尔……

　　幸好那时对创作人员要求严格，每年至少有8-10个月下去生活，别管你是恋爱、结婚、生孩子，都必须打起背包下去，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长长的60多年过去了，我至今是那样地感念这个规定：是农村的大田和汗水教我懂得了粮食的来之不易；是农村的父老乡亲叫我感受到了什么叫做默默奉献、什么叫做无言的牺牲；是工厂的师傅们手把手地教会我纺纱、接线，让我从心的深处理解了郝建秀；是机车厂、火车头和文化列车让我从感情上接近了我国第一个火车女司机田桂英；是钢铁厂的炼钢车间、铸造车间、轧钢车间教我领略到大工业生产的统一作战和工人阶级集体观念的形成；是下部队的摸爬滚打，是福建前线、新疆前线、广西前线、朝鲜前线负伤的战士和血染的土地让我明白了共和国为什么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也许今天的有些时髦人物以为我在说漂亮话，又是假、大、空，难道你们真的不以苦为苦吗？当然，我们不是傻子，当然体会到苦是不好吃的。为什么能坚持下来？就因为面对这些真的以苦为荣、以苦为乐的英雄模范，我们年轻的心里自然也会油然生起一股凛然正气，我们年轻的血也会沸腾。于是我在三大革命实践中就这样被拉扯着慢慢进步。

　　可世界观的改造、立足点的转移哪里有这么容易呢？现在回头想想，“十七年”对我来说，基本可以这样划分：每当我在深入生活的时候，即使劳动再累、生活再艰苦，我总是活得充实而快乐；可只要一回到文坛这个名利场，各种纷争和诱惑就又往往让我徘徊、苦恼、愤懑不平和自我膨胀……

　　但那时的大气候毕竟蓬勃向上，于是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中，我总还能用榜样的力量来约束自己。每当我在困难面前泄气或感到委屈消沉时，想想我在喀喇昆仑山上采访三五九旅屯垦戍边的老战士，他们从1949年徒步进疆、一拉上山就一手拿枪一手拿坎土曼十几年没下来过，以至在我访问他们时，他们会反复让我为他们描绘北京的模样，坐火车、坐飞机的感觉；想想我在四川荣军演出队体验生活时看安着假肢的战士怎样跳欢乐的《花儿与少年》、截去了双手的伤员怎样用残臂在风琴上弹奏《我爱我的祖国》时我曾怎样哽咽难忍；想想我在前线看到那些血染的山头，那一座座年轻战士的新坟，就立刻万分羞愧，就有了不能在他们创造的和平生活里坐享其成的志气。于是，消沉和委屈自然云消雾散，困难也就迎刃而解了。

　　在我每次动了大手术疼痛难忍时，我总是想着他们。于是，我也就活了过来，努力继续工作。他们才是我的老师，是我终身都在学习的亲人

　　在创作生涯60周年座谈会上，我的学生谭朴、我的战友覃琨、“我的病人”李英伟为我叙述了那么多的美好情谊，令我不但重温了过去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也重新唤起了我一直埋在心底的对他们深深的感激。谭朴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在工读学校体验生活时的学生，后来，他成长为一位工读学校的人民教师。我在工读学校不过只待了短短两年，而谭朴和他的战友们却终身过的是那天天“救火”的日子。如今，小谭朴也已年过花甲满脸皱纹；他的老校长刘瑞峰和老师们更是早已华发落尽病痛缠身。是他们心贴心地教会了我该怎样去向人民教师学习，是他们不顾自己母亲流着泪却日以继夜地去揩干别人母亲眼泪的精神，才衍生出那本《寻找回来的世界》。我在儿童艺术剧院只不过写了几个剧本，可覃琨和她的演员同行却克服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一辈子在台上蹦蹦跳跳，硬让青春美女化成小小顽童。李英伟更是不止一次地带领他的同志们在各种场合向我道谢，感谢《癌症≠死亡》、《CA俱乐部》给癌症病人带来的信心和勇气，其实更该感谢的恰恰是他们。在我每次动了大手术疼痛难忍或重病在身辗转病榻时，我总是想着他们，对自己说：“晚期癌症病人能活，我就能活；他们在那样痛苦甚至是凄惨的情况下还能乐观向上，自强不息，回报社会，我也必须做到！”于是，我也就活了过来，努力继续工作。他们才是我的老师，是我终身都在学习的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