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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言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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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自由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被规定到当代主要国家，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东方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中。它作为一条基本原则，也写进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19条：
一、人人有权持有主张，不受干涉；
二、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播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的媒介。
三、本条第二款所规定的权利的形式带有特殊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得受某些限制，但这些限制只应由法律规定并为下列条件所必须：
（甲）尊重他人的权利或名誉：
（乙）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
可见，该条款中所包括的基本原则有两个：第一，言论自由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第二，对言论自由的限制由法律规定，一是不得侵犯他人的权利与名誉，二是不得危害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卫生或道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共制定了四部宪法，虽然其中的许多内容都发生过这样或那样的变动，但它们都包括了公民的言论自由的规定。现行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为了保证公民言论自由，中国国务院1990年代以来先后颁布了《音像制品管理条例》（1994年）、《广播电视管理条例》（1997年）、《印刷业管理条例》（1997年）、《出版管理条例》（1997年）、《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1997年）、《娱乐场所管理条例》（1999年）等。在这些条例中，都重申各级人民政府保证 宪法所规定的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并且同时规定，公民在行使这些自由和权利时，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这些条例中所包含的限制性规定大体包括下列一些内容：
（1）反对宪法确立的基本原则的；
（2）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士完整的；
（3）危害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的；
（4）煽动民族分裂，侵害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破坏民族团结的；
（5）泄露国家机密的；
（6）宣扬淫秽、迷信或者渲染暴力，危害社会公德和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
（7）侮辱或者诽谤他人的；
（8）法律、法规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的。
这些条例的基本内容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的；另一部分是侵犯他人权利和名誉的，而所有这些内容都以法律的明确规定为限。
因此从总体上说，中国宪法和法律对公民言论自由的规定是与《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的规定相一致的。
但是，就具体内容而言，由于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的差别，究竟限制哪些内容，限制到什么程度，在限制的同时如何保证言论自由，各国的具体做法又存在不小的差别。
比如，在政治领域国家安全、荣誉与言论自由之间的关系。有的西方国家法院曾经把公民焚烧国旗的行为看作是公民的“言论自由”，这里可能有他们的文化传统在里面。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历来把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看得比个人的权利与自由更重要。因此对于那些有损于国家利益、敌视中国、颠覆政府的言论予以禁止。其实这种情况在哪个国家都会存在。即使一贯标榜“新闻自由”的美国，我们也注意到在9·11事件以后一些批评美国政府和布什总统的媒体被禁止，就连美国之音的代理台长由于播放对基地组织头目的采访而被撤职。
当然我们也应该警惕另一种倾向，政府可能以“国家安全”“国家机密”的名义侵犯公民的言论自由，在这方面西方国家的新闻媒体与政府之间有长期的较量，比如美国最高法院于1972年裁决“美国国防部告《纽约时报》泄密”案中，确定了三原则：原告必须提出，媒体报导给国家安全带来了“l，立即的；2，明显的；3，不可挽回的危险。”这个判决意味着，媒体获得国家机密，并把它发表，并不构成泄密罪，而是要造成那三条后果，才可以定罪。总之，在处理国家安全、利益与表达自由的关系上，各国的做法可能不同，但遇到的问题是共同的，既不能放任言论自由，危害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也不能在国家利益的幌子下侵犯和剥夺公民的宪法权利，问题的关键是把握住一个度。
言论自由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被规定到当代主要国家，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东方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中。它作为一条基本原则，也写进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19条：
一、人人有权持有主张，不受干涉；
二、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播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的媒介。
三、本条第二款所规定的权利的形式带有特殊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得受某些限制，但这些限制只应由法律规定并为下列条件所必须：
（甲）尊重他人的权利或名誉：
（乙）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
可见，该条款中所包括的基本原则有两个：第一，言论自由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第二，对言论自由的限制由法律规定，一是不得侵犯他人的权利与名誉，二是不得危害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卫生或道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共制定了四部宪法，虽然其中的许多内容都发生过这样或那样的变动，但它们都包括了公民的言论自由的规定。现行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为了保证公民言论自由，中国国务院1990年代以来先后颁布了《音像制品管理条例》（1994年）、《广播电视管理条例》（1997年）、《印刷业管理条例》（1997年）、《出版管理条例》（1997年）、《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1997年）、《娱乐场所管理条例》（1999年）等。在这些条例中，都重申各级人民政府保证 宪法所规定的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并且同时规定，公民在行使这些自由和权利时，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这些条例中所包含的限制性规定大体包括下列一些内容：
（1）反对宪法确立的基本原则的；
（2）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士完整的；
（3）危害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的；
（4）煽动民族分裂，侵害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破坏民族团结的；
（5）泄露国家机密的；
（6）宣扬淫秽、迷信或者渲染暴力，危害社会公德和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
（7）侮辱或者诽谤他人的；
（8）法律、法规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的。
这些条例的基本内容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的；另一部分是侵犯他人权利和名誉的，而所有这些内容都以法律的明确规定为限。
因此从总体上说，中国宪法和法律对公民言论自由的规定是与《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的规定相一致的。
但是，就具体内容而言，由于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的差别，究竟限制哪些内容，限制到什么程度，在限制的同时如何保证言论自由，各国的具体做法又存在不小的差别。
比如，在政治领域国家安全、荣誉与言论自由之间的关系。有的西方国家法院曾经把公民焚烧国旗的行为看作是公民的“言论自由”，这里可能有他们的文化传统在里面。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历来把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看得比个人的权利与自由更重要。因此对于那些有损于国家利益、敌视中国、颠覆政府的言论予以禁止。其实这种情况在哪个国家都会存在。即使一贯标榜“新闻自由”的美国，我们也注意到在9·11事件以后一些批评美国政府和布什总统的媒体被禁止，就连美国之音的代理台长由于播放对基地组织头目的采访而被撤职。
当然我们也应该警惕另一种倾向，政府可能以“国家安全”“国家机密”的名义侵犯公民的言论自由，在这方面西方国家的新闻媒体与政府之间有长期的较量，比如美国最高法院于1972年裁决“美国国防部告《纽约时报》泄密”案中，确定了三原则：原告必须提出，媒体报导给国家安全带来了“l，立即的；2，明显的；3，不可挽回的危险。”这个判决意味着，媒体获得国家机密，并把它发表，并不构成泄密罪，而是要造成那三条后果，才可以定罪。总之，在处理国家安全、利益与表达自由的关系上，各国的做法可能不同，但遇到的问题是共同的，既不能放任言论自由，危害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也不能在国家利益的幌子下侵犯和剥夺公民的宪法权利，问题的关键是把握住一个度。
言论自由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被规定到当代主要国家，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东方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中。它作为一条基本原则，也写进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19条：
一、人人有权持有主张，不受干涉；
二、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播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的媒介。
三、本条第二款所规定的权利的形式带有特殊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得受某些限制，但这些限制只应由法律规定并为下列条件所必须：
（甲）尊重他人的权利或名誉：
（乙）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
可见，该条款中所包括的基本原则有两个：第一，言论自由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第二，对言论自由的限制由法律规定，一是不得侵犯他人的权利与名誉，二是不得危害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卫生或道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共制定了四部宪法，虽然其中的许多内容都发生过这样或那样的变动，但它们都包括了公民的言论自由的规定。现行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为了保证公民言论自由，中国国务院1990年代以来先后颁布了《音像制品管理条例》（1994年）、《广播电视管理条例》（1997年）、《印刷业管理条例》（1997年）、《出版管理条例》（1997年）、《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1997年）、《娱乐场所管理条例》（1999年）等。在这些条例中，都重申各级人民政府保证 宪法所规定的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并且同时规定，公民在行使这些自由和权利时，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这些条例中所包含的限制性规定大体包括下列一些内容：
（1）反对宪法确立的基本原则的；
（2）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士完整的；
（3）危害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的；
（4）煽动民族分裂，侵害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破坏民族团结的；
（5）泄露国家机密的；
（6）宣扬淫秽、迷信或者渲染暴力，危害社会公德和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
（7）侮辱或者诽谤他人的；
（8）法律、法规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的。
这些条例的基本内容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的；另一部分是侵犯他人权利和名誉的，而所有这些内容都以法律的明确规定为限。
因此从总体上说，中国宪法和法律对公民言论自由的规定是与《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的规定相一致的。
但是，就具体内容而言，由于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的差别，究竟限制哪些内容，限制到什么程度，在限制的同时如何保证言论自由，各国的具体做法又存在不小的差别。
比如，在政治领域国家安全、荣誉与言论自由之间的关系。有的西方国家法院曾经把公民焚烧国旗的行为看作是公民的“言论自由”，这里可能有他们的文化传统在里面。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历来把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看得比个人的权利与自由更重要。因此对于那些有损于国家利益、敌视中国、颠覆政府的言论予以禁止。其实这种情况在哪个国家都会存在。即使一贯标榜“新闻自由”的美国，我们也注意到在9·11事件以后一些批评美国政府和布什总统的媒体被禁止，就连美国之音的代理台长由于播放对基地组织头目的采访而被撤职。
当然我们也应该警惕另一种倾向，政府可能以“国家安全”“国家机密”的名义侵犯公民的言论自由，在这方面西方国家的新闻媒体与政府之间有长期的较量，比如美国最高法院于1972年裁决“美国国防部告《纽约时报》泄密”案中，确定了三原则：原告必须提出，媒体报导给国家安全带来了“l，立即的；2，明显的；3，不可挽回的危险。”这个判决意味着，媒体获得国家机密，并把它发表，并不构成泄密罪，而是要造成那三条后果，才可以定罪。总之，在处理国家安全、利益与表达自由的关系上，各国的做法可能不同，但遇到的问题是共同的，既不能放任言论自由，危害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也不能在国家利益的幌子下侵犯和剥夺公民的宪法权利，问题的关键是把握住一个度。
一、人人有权持有主张，不受干涉；
二、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播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的媒介。
三、本条第二款所规定的权利的形式带有特殊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得受某些限制，但这些限制只应由法律规定并为下列条件所必须：
（甲）尊重他人的权利或名誉：
（乙）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
可见，该条款中所包括的基本原则有两个：第一，言论自由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第二，对言论自由的限制由法律规定，一是不得侵犯他人的权利与名誉，二是不得危害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卫生或道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共制定了四部宪法，虽然其中的许多内容都发生过这样或那样的变动，但它们都包括了公民的言论自由的规定。现行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为了保证公民言论自由，中国国务院1990年代以来先后颁布了《音像制品管理条例》（1994年）、《广播电视管理条例》（1997年）、《印刷业管理条例》（1997年）、《出版管理条例》（1997年）、《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1997年）、《娱乐场所管理条例》（1999年）等。在这些条例中，都重申各级人民政府保证 宪法所规定的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并且同时规定，公民在行使这些自由和权利时，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这些条例中所包含的限制性规定大体包括下列一些内容：
（1）反对宪法确立的基本原则的；
（2）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士完整的；
（3）危害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的；
（4）煽动民族分裂，侵害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破坏民族团结的；
（5）泄露国家机密的；
（6）宣扬淫秽、迷信或者渲染暴力，危害社会公德和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
（7）侮辱或者诽谤他人的；
（8）法律、法规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的。
这些条例的基本内容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的；另一部分是侵犯他人权利和名誉的，而所有这些内容都以法律的明确规定为限。
因此从总体上说，中国宪法和法律对公民言论自由的规定是与《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的规定相一致的。
但是，就具体内容而言，由于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的差别，究竟限制哪些内容，限制到什么程度，在限制的同时如何保证言论自由，各国的具体做法又存在不小的差别。
比如，在政治领域国家安全、荣誉与言论自由之间的关系。有的西方国家法院曾经把公民焚烧国旗的行为看作是公民的“言论自由”，这里可能有他们的文化传统在里面。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历来把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看得比个人的权利与自由更重要。因此对于那些有损于国家利益、敌视中国、颠覆政府的言论予以禁止。其实这种情况在哪个国家都会存在。即使一贯标榜“新闻自由”的美国，我们也注意到在9·11事件以后一些批评美国政府和布什总统的媒体被禁止，就连美国之音的代理台长由于播放对基地组织头目的采访而被撤职。
当然我们也应该警惕另一种倾向，政府可能以“国家安全”“国家机密”的名义侵犯公民的言论自由，在这方面西方国家的新闻媒体与政府之间有长期的较量，比如美国最高法院于1972年裁决“美国国防部告《纽约时报》泄密”案中，确定了三原则：原告必须提出，媒体报导给国家安全带来了“l，立即的；2，明显的；3，不可挽回的危险。”这个判决意味着，媒体获得国家机密，并把它发表，并不构成泄密罪，而是要造成那三条后果，才可以定罪。总之，在处理国家安全、利益与表达自由的关系上，各国的做法可能不同，但遇到的问题是共同的，既不能放任言论自由，危害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也不能在国家利益的幌子下侵犯和剥夺公民的宪法权利，问题的关键是把握住一个度。
言论自由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被规定到当代主要国家，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东方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中。它作为一条基本原则，也写进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19条：
一、人人有权持有主张，不受干涉；
二、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播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的媒介。
三、本条第二款所规定的权利的形式带有特殊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得受某些限制，但这些限制只应由法律规定并为下列条件所必须：
（甲）尊重他人的权利或名誉：
（乙）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
可见，该条款中所包括的基本原则有两个：第一，言论自由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第二，对言论自由的限制由法律规定，一是不得侵犯他人的权利与名誉，二是不得危害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卫生或道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共制定了四部宪法，虽然其中的许多内容都发生过这样或那样的变动，但它们都包括了公民的言论自由的规定。现行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为了保证公民言论自由，中国国务院1990年代以来先后颁布了《音像制品管理条例》（1994年）、《广播电视管理条例》（1997年）、《印刷业管理条例》（1997年）、《出版管理条例》（1997年）、《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1997年）、《娱乐场所管理条例》（1999年）等。在这些条例中，都重申各级人民政府保证 宪法所规定的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并且同时规定，公民在行使这些自由和权利时，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这些条例中所包含的限制性规定大体包括下列一些内容：
（1）反对宪法确立的基本原则的；
（2）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士完整的；
（3）危害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的；
（4）煽动民族分裂，侵害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破坏民族团结的；
（5）泄露国家机密的；
（6）宣扬淫秽、迷信或者渲染暴力，危害社会公德和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
（7）侮辱或者诽谤他人的；
（8）法律、法规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的。
这些条例的基本内容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的；另一部分是侵犯他人权利和名誉的，而所有这些内容都以法律的明确规定为限。
因此从总体上说，中国宪法和法律对公民言论自由的规定是与《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的规定相一致的。
但是，就具体内容而言，由于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的差别，究竟限制哪些内容，限制到什么程度，在限制的同时如何保证言论自由，各国的具体做法又存在不小的差别。
比如，在政治领域国家安全、荣誉与言论自由之间的关系。有的西方国家法院曾经把公民焚烧国旗的行为看作是公民的“言论自由”，这里可能有他们的文化传统在里面。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历来把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看得比个人的权利与自由更重要。因此对于那些有损于国家利益、敌视中国、颠覆政府的言论予以禁止。其实这种情况在哪个国家都会存在。即使一贯标榜“新闻自由”的美国，我们也注意到在9·11事件以后一些批评美国政府和布什总统的媒体被禁止，就连美国之音的代理台长由于播放对基地组织头目的采访而被撤职。
当然我们也应该警惕另一种倾向，政府可能以“国家安全”“国家机密”的名义侵犯公民的言论自由，在这方面西方国家的新闻媒体与政府之间有长期的较量，比如美国最高法院于1972年裁决“美国国防部告《纽约时报》泄密”案中，确定了三原则：原告必须提出，媒体报导给国家安全带来了“l，立即的；2，明显的；3，不可挽回的危险。”这个判决意味着，媒体获得国家机密，并把它发表，并不构成泄密罪，而是要造成那三条后果，才可以定罪。总之，在处理国家安全、利益与表达自由的关系上，各国的做法可能不同，但遇到的问题是共同的，既不能放任言论自由，危害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也不能在国家利益的幌子下侵犯和剥夺公民的宪法权利，问题的关键是把握住一个度。
言论自由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被规定到当代主要国家，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东方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中。它作为一条基本原则，也写进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19条：
一、人人有权持有主张，不受干涉；
二、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播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的媒介。
三、本条第二款所规定的权利的形式带有特殊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得受某些限制，但这些限制只应由法律规定并为下列条件所必须：
（甲）尊重他人的权利或名誉：
（乙）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
可见，该条款中所包括的基本原则有两个：第一，言论自由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第二，对言论自由的限制由法律规定，一是不得侵犯他人的权利与名誉，二是不得危害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卫生或道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共制定了四部宪法，虽然其中的许多内容都发生过这样或那样的变动，但它们都包括了公民的言论自由的规定。现行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为了保证公民言论自由，中国国务院1990年代以来先后颁布了《音像制品管理条例》（1994年）、《广播电视管理条例》（1997年）、《印刷业管理条例》（1997年）、《出版管理条例》（1997年）、《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1997年）、《娱乐场所管理条例》（1999年）等。在这些条例中，都重申各级人民政府保证 宪法所规定的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并且同时规定，公民在行使这些自由和权利时，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这些条例中所包含的限制性规定大体包括下列一些内容：
（1）反对宪法确立的基本原则的；
（2）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士完整的；
（3）危害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的；
（4）煽动民族分裂，侵害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破坏民族团结的；
（5）泄露国家机密的；
（6）宣扬淫秽、迷信或者渲染暴力，危害社会公德和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
（7）侮辱或者诽谤他人的；
（8）法律、法规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的。
这些条例的基本内容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的；另一部分是侵犯他人权利和名誉的，而所有这些内容都以法律的明确规定为限。
因此从总体上说，中国宪法和法律对公民言论自由的规定是与《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的规定相一致的。
但是，就具体内容而言，由于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的差别，究竟限制哪些内容，限制到什么程度，在限制的同时如何保证言论自由，各国的具体做法又存在不小的差别。
比如，在政治领域国家安全、荣誉与言论自由之间的关系。有的西方国家法院曾经把公民焚烧国旗的行为看作是公民的“言论自由”，这里可能有他们的文化传统在里面。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历来把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看得比个人的权利与自由更重要。因此对于那些有损于国家利益、敌视中国、颠覆政府的言论予以禁止。其实这种情况在哪个国家都会存在。即使一贯标榜“新闻自由”的美国，我们也注意到在9·11事件以后一些批评美国政府和布什总统的媒体被禁止，就连美国之音的代理台长由于播放对基地组织头目的采访而被撤职。
当然我们也应该警惕另一种倾向，政府可能以“国家安全”“国家机密”的名义侵犯公民的言论自由，在这方面西方国家的新闻媒体与政府之间有长期的较量，比如美国最高法院于1972年裁决“美国国防部告《纽约时报》泄密”案中，确定了三原则：原告必须提出，媒体报导给国家安全带来了“l，立即的；2，明显的；3，不可挽回的危险。”这个判决意味着，媒体获得国家机密，并把它发表，并不构成泄密罪，而是要造成那三条后果，才可以定罪。总之，在处理国家安全、利益与表达自由的关系上，各国的做法可能不同，但遇到的问题是共同的，既不能放任言论自由，危害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也不能在国家利益的幌子下侵犯和剥夺公民的宪法权利，问题的关键是把握住一个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