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以来，中国一直处在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亡国危机中，国运直线下降，拯救国家民族乃至每个个人命运的关键，只能是以信仰的力量，组织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建立摆脱半殖民地地位的独立自主的国家，进而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国防体系。
　　
　　 腐朽的晚清政府做不到这一点，辛亥革命后的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也做不到这一点，辛亥前后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国自由派，面对如此艰巨复杂的任务，软弱无力，束手无策。
　　
　　 历史给了所有主义以机会，但它们都没有完成拯救中国国家民族命运的使命。
　　
　 　 1921年成立的中国**领导中国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新中国，做到了这一切，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国防体系得以建立（现代农业同样要依靠工业体系提供的良 种、农机、农药、化肥等工业产品，绝大部分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提高更加离不开工业体系的支持），由此中国国运进入快速上升通道。
　　
　　 我们认为，这才是读懂中国的根本线索和思路。
　　
　　 中国自由派的“读懂中国”：影射史学与“末日论”针对中国模式
　　
　　 中国自由派依照其“普世价值”标准，对新中国的诞生一直持“精神抵制”心理，据此，他们发展出了一套影射史学，按他们的“普世价值”理论评价中外历史，矛头只有一个：1949年以来的中国模式发展道路。
　　
　　 中国自由派的影射史学，包括了对美英、欧洲、苏联、日本、印度等国历史的评价，也包括了对晚清和民国历史的评价，所有评价不论直白还是拐弯抹角，结论只有一个：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是一个历史错误。
　　
　 　 但是，中国模式60年的发展，完全不支持中国自由派的结论。为此，中国自由派开始贩卖某种类似“末日论”的东西：别看中国现在发展的很快，但只要中国不走 我们信奉的“普世价值”道路，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崩溃，在全球“中国崩溃论”大合唱中，中国自由派的声音显得尤为尖锐刺耳。
　　
　　 依据这套影射史学和“末日论”理论，中国自由派极力夸大（甚至无中生有地制造）中国高速发展中的社会问题，并反复论证只有根本改变体制才能解决问题。与此 同时，对美国西方印度等国同样出现甚至更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国自由派则竭力无视或缩小，最后再来那么一句“只要走上普世道路，这些问题都不算什么问题。” 为了贩卖“末日论”，中国自由派，特别是其中的原教旨主义者，对中国公众的爱国主义，对中国公众欢迎国家取得的进步，表现出了特别不能容忍的偏执。
　　
　　 与类似“假先知”的中国自由派不同，中国官方，大部分学者及公众，对中国和世界问题的评价是理性客观的，即为中国模式取得的进步感到自豪，又清醒地看到了中国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并且都在探索这些问题的解决之道。